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近期书情，好消息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一月份再版了，可惜字印得小不是十分漂亮。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前一段时间看Zzpaper老师的写的《读者的牢骚》，深有同感。作为中文读者，有时候真觉得受到侮辱——市面上所谓世界名著铺天盖地，但你找不到几本冯内古特，找不到一本《一日长于百年》……这还是比较严肃的作品。出版社需要好莱坞对这他们的耳朵大喊一声，才能明白奇幻作品有出版价值。为什么我们就少有能主动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的出版家？学术领域也好，畅销书也好。还是在这个某些部门喜欢用书号控制出版社的国度，书籍是心照不宣的危险品？在中文填不饱肚子或者成为信息屏蔽器时，外语就有用了。对于大学生学习外语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个人觉得，至少英语是必须的。对于理工科，几乎所有够级别的文献都是英文的；对于人文，同古汉语一起，英文是另一个走向广大世界的工具。

算了，去大型书店最大的感受就是《达芬奇密码》的跟风之作居然出版了这么多！没法列举了，我列个关键词吧：圣杯、约柜、文艺复兴、美第奇、古代语言、圣殿骑士、吸血鬼、十字军、共济会……再进一步概括：早期基督教、秘密社团、中世纪、文艺复兴。其实还有一组对应现代生活：帅哥靓女、谋杀（绝不好好杀，死的奇形怪状以配合创世纪或神曲什么的）、阴谋、爱情。说美国人没文化太不公平了，中国的出版界甄别水平尚且如此，咱们别嘲笑美国人了。
关于图书出版，我没有具体数据，印象中是英国每年出版的书远多于我们，其中是以Kill Time用的言情、侦探等小说为主。而我们的情况是，五十年代，重大题材小说的写作都有文化部直接支持。今天，出版涉及重大题材作品也须通过新闻出版署。历史主义和史诗式的话语，这都是我们政治合法性神化的基础。在此之上，执政者对文艺如此关注也就不足为奇。我的问题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究竟哪个更好？

有一点令人惊讶，出版社大规模出版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悬疑小说，其中还有不少需要一点文化知识（虽然其神秘感也建立在这种文化的疏离上）。中国读者的接受如何？为什么没有依托中国文化的仿作？
那好吧：
量子熊猫先生正要去打听书稿是否遭退稿，结果发现出版社社长遭枪杀，尸体摆出了《太乙金华密录》中修炼内丹的姿势。出版社大火，书稿被焚。警察调查说是因为职员在煤气炉上点烟，引燃了社长藏在炉子边上的成人杂志所致。但量子熊猫接到一封神秘来信，上书：“爱情使人飞扬，做爱时回到了床上；文学使人飞扬，领稿费时回到了财务科（注1）”。警局的某女士也协同调查，一步步揭开一个巨大秘密：这家主要出版日韩言情小说的出版社只是伪装，真实身份是小说艺术的保护人。为了避免非法集资的嫌疑才化作出版社，以倒卖书号为生。他们表面上推重“过精明”，实际尊崇李渔；在会员证打折卡上写有铭文：“在一切时代都可以写作好的小说；坏小说流行于一切时代（注2）”。而他们很可能保有曹雪芹《石头记》的后四十回。在这四十回中，充斥着大量性描写。有关组织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本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变成成人小说，数百年来一直欲焚之而后快。而找到后四十回的线索，就在前八十回中寻找。
最后，量子熊猫和某女警找到了书稿，登上了百家讲坛……飞扬之后，他们也回去了……

注1：王蒙先生语。
注2：王小波先生语。

今天把刘小枫先生的系列讲座听完了。

一共四场讲座，介绍了古典诗学的治学方式，其实是追随列奥·施特劳斯的方式。今天作为最后一场，直接练习文本细读，刘老师带着精读了《普罗泰格拉篇》中普氏讲与苏格拉底的创世神话，从而分析这一神话中政治的隐喻。

虽然只是读经，但结论却与我心有戚戚焉。政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神化构建的，今亦使然。然而自由派学者却把霍布斯、洛克或者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神化当真，以此去推断政治的合法性。这简直与“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一样滑稽。因为这种合法性神化的需要，才要把政治权力的承接与“理论创新”联系在一起，上溯到一种政治理论，下起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其实是政治合法性神化的建构。

只能显白到这种程度了。这就是智慧的危险——它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几乎总与稳定过不去。

另一方面是治学方法，今后要更多地读古书，一切二道贩子都不可信。能说清柏拉图的只有柏拉图，能说清孔子的只有孔子。我手头的先秦古籍版本极差，要逐步换到中华书局的诸子。今年应该开始读柏拉图。
直接面对古人的能力，我也是近一年来才获得，不管是古文还是思想，刚刚能直面经典。那么，现在开始吧。阅读计划要更完备一点。在没搞清先秦或希腊之前，不要碰后面的。不然永远都是半吊子。

最后倒是，今天听完讲座，心情有点沮丧。呼吸了高山的空气，实在难于适应。刘小枫先生说，八十年代他教的一个本科生毕业去找他，说学了他的东西以后生活艰难。没错，这些都是贵族教育的一部分，直接面对哲学与政治。我作为小老百姓，入之太深，有点怕了。
刚才跟同学讨论了一下工作的问题，实在不想以后就写那些东西——去中国期刊网上看看文章，学界的情况让想以教书为业的人很难有太高希望。而中国的各种资源也太稀缺了点。我的生活可不应该是以后每年两篇垃圾论文。

李白 古风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吾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今天听了刘小枫先生的讲座，关于尼采，从哲学到古典诗学。
来晚了两分钟，结果是只好坐到了最前面。真是与学者面对面，不到一米的距离，水都没法喝。刘老师眼睛已然不好，看讲稿时一直用放大镜。
一大串概念：俗白教导、高贵的谎言、知识庸人…… 最重要的恐怕是对文本细读的推崇，以及对古今之争的看法。这就需要好好读经典了，其他都是空谈。

比较让人觉得别扭的是，刘讲到目前中国的学风时，提到中国没有古典系，而法国汉学界的一位女学者博士论文作的是何休，国内都没人做。后面不少研究生居然“谁？”、“何休是谁？”。我的天，举秀才，不知书。听了半天，不少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施特劳斯，尽管老师一直讲他如何推崇施氏。

听完了讲座，反倒无话可说，一来俗白教导要求不要啥都说（玩笑）；二来文本细读的苦功夫没下够，不敢乱出声。倒是有两点可以确定：对于许多人，不要指望他们去了解“真”，这是他们的幸福，也是特权，所以也就不用抱怨有人对事务的看法了；要保持对于智慧的骄傲，因为你知道智慧的宝贵而要去追求。这是责任。
所以，我还是继续自以为是吧。言论自由是说傻瓜蛋也有说话的权利，并不是说傻瓜蛋的话要当哲理听，这一点很多傻瓜蛋都不明白。
其他的话只好隐藏在高贵的谎言里，免得知识庸人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刚去了趟教学楼，惊讶的发现今天下午刘小枫和李银河两位先生都刚做完讲座。

都没去成！

上回赵汀阳先生来讲座，赶上我去献血就没去成。今天更好了，不知道这事。知道也只能去一个，两位同一时间讲。我们这里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时常俩月不见外校名师，然后大家约好了似的，一起来。

惨啊！

说起来，近三年来我听得最好的讲座是政法大学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先生的，大家可以去这里看看；另一位就是北大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先生，在这里；还有张颐武和戴锦华（没找到好的页面，大家自己搜吧）两位，谈的是文学与文化，但纵横捭阖，比之谈经济与法律的，也很过瘾。

我十分想见李银河。我十分想见刘小枫。

当我们以中国是文学教育的眼光定义小说时，《复活》简直是一部范本。当有人问起“什么是小说？”，或者更确切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小说时？”我们大可以说： “读读《复活》吧。”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因为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但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曾经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而苏联的文学理论自然主要概括自俄语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于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名作，《复活》自然被作为“定义”式的作品，无数后人需要效法的对象。
　　但当我们开始接触到西方20世纪小说时（主要是一些现代主义作品），不禁要惊呼：“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因为，按照《复活》（更宏大的还有《战争与和平》）所划定的小说模式，这些西方小说简直不是小说。如果广泛阅读了这些小说，再回过头来重读《复活》，其节奏甚至会引起我们的不快。对于一个如此节奏的现代社会，小说中事无巨细的描摹已经近乎冗长。一个例子是：小说开头时玛斯洛娃受审的法庭外，有两个哥萨克门卫。作者对这来那个个门卫不仅写出神态、动作、为何有酒气，甚至写出名字。按照现代小说的观点，这绝对是一处创作败笔，不仅与主题无关，还拖慢了小说的节奏。但按照托尔斯泰时代的小说美学，这种视觉化的描写确实尽可能详细，以便在读者心中唤起一个真实世界镜象的幻影。小说是用来描写真实生活的，是用来表现典型人物的。小说的形式要为其思想服务，小说要在读者眼前呈现世界，仿佛大喊一声：“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俄罗斯！”
　　但现代小说的技法发生了革命，这是一种讲究“轻逸、迅捷、可见、精确、繁复”的新艺术。这种变化可能来自于现代传媒的发展。当现代作家看到电影的影像记录方式时，他不能不发问：当一部《战争与和平》能用两个小时的影像表现出来，那些旨在唤起俄罗斯映像的描写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发问，足以引发小说美学上的一次革命。这种变化，不仅是“形式对内容的超越”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更主要的是，对形式的重视，为了解决“小说要表现只有小说才能表现的东西”。
　　三百余年的审美变化，足以使许多在当时认为是经典的作品在后世仅仅存在于文学史中，我们今天不会去寻找一本《项狄传》。读者的口味有时比文学批评家更能确立一部经典。当我们的生活节奏快得使我们不会去关注那个哥萨克叫什么的时候，我们还能静下心来读《复活》吗？当电影用镜头讲了一个相同甚至更精彩的故事，我们也终于省了为小说补白的脑筋时，托尔斯泰，还是那个托尔斯泰吗？
　　 经典小说的地位并非永远不变，而《复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基督教化的寓言，也在于作品在变迁的历史中，究竟会是何种命运？